最近读到一篇7年前刊发于杭州日报的文章《1937~1942腥风血雨杭州城》，内容为原广济医院（1869年英国传教士创办，现为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）英籍院长苏达立自传中关于杭州沦陷前后的部分。

苏达立（Stephen Douglas Sturton），1896年9月12日出生于英国，1915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医学院，来中国前是一名英国皇家海军军医。1921年12月受教会派遣来到杭州，7年后出任广济医院院长，1951年离开杭州前往香港，1970年在香港去世。
 
读完《1937~1942腥风血雨杭州城》，除了对苏达立先生忘我的救死扶伤精神肃然起敬外，对在他带领下做的一件看起来毫无可能的事情尤为赞赏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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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10月底开始，杭州城里政府及平民都在惶恐中度日。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市民离开城市，携带着尽量多的、他们可以带得走的财物。到了11月20日，拥有80万人口的杭州城，只剩下10万人左右。
 
有一天早晨，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朱孔阳来到我这里。他说：“如果我们能够救杭州免受巷战，将是一件好事。”我说：“那当然，但怎样才能办到？”朱总干事提议，由我发起，邀请寇蒂斯主教、仁爱医院的梅占魁及长老会的麦穆兰牧师，另有邮务司寇顿先生、亚洲煤油公司经理魏烈思先生，还有商会会长，一起到我家开会，商量具体事宜。
 
会上我们讨论局势。讨论颇费周章，因为大家语言不同，除了华语，还要加上英语及法语。最后会议决定：向中国守军司令部、并经由英国、法国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向日方发出请求书，恳请体念伤兵、难民，并顾及天然美景和传统文物，希望能避免在杭州市区内作战。
 
请求书幸获中日双方军事当局同意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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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纸请求书现在已无法获取物证，但很多人相信定有其事。
 
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，杭州守军分别接到了“炸堤，炸桥”的密令，后被主政杭州的朱家骅疾电蒋介石请其制止了“炸堤”，这才避免了水淹杭城的灾难发生。12月9日，朱在调职武汉离开杭州前特地交代杭州市长周象贤、警察局长赵龙文等人说：“外边焦土抗战的风气很盛，一旦撤退杭州时，你们一定要防止。”12月22日，警察局长赵龙文等人在撤离前也拒绝了“焚城”的焦土政策命令，如此才保住了这座千年古城。
 
1938~1942年期间，杭州城一直处于半前线状态，大小战斗无数次，但战场始终都在城郊。因此，我们不得不相信苏达立他们的这一纸免巷战请求书确有其事，并且起了作用。